在云南近现代革命史上，有一位白族儿女始终以赤诚之心追随党，在抗日救亡、地下斗争、武装起义、政权建设与民族工作的征程中留下了坚实足迹。他就是欧根（1918~1983），原名欧阳根厚，小名燕元，字德荫，笔名沙袋，剑川金华南门街人。他的一生，是为云南人民解放与发展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对党忠诚、坚韧不拔的一生。
青年觉醒：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1936 年秋，怀揣求知与报国理想的欧根考入云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彼时，抗日烽火已燃遍中华大地，爱国青年纷纷投身救亡运动。1937 年，他毅然加入 “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 “抗先”），将青春热血融入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
1938 年，“抗先” 与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合并为 “民先”，欧根凭借坚定的信仰与出色的组织能力，当选云大附中 “民先” 大队长，成为附中进步学生运动的核心骨干。同年 9 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当时，云大附中疏散至路南（今石林），欧根没有局限于校园活动，而是主动深入农村。他与同学们一道，克服语言与文化差异，与路南少数民族群众拉家常、讲形势，将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到乡村角落。这段经历不仅让他深刻理解了民众力量的重要性，更为后续 “民先” 组织在路南的发展筑牢了群众基础，也让他与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隐蔽战线：以笔为枪，暗筑堡垒
1939 年 9 月，根据云南省工委的部署，欧根以《云南日报》记者的身份打入国民党舆论阵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报社的十余年间，他历任记者、副股长、股长、采访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总编及编辑专员等职，身份不断变化，但为党工作的初心始终未改。
他充分利用报纸平台，在《南风》《战时知识》《文化岗位》等副刊上发表大量进步文章，巧妙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作为报社地下党支部书记，他还肩负着昆明文化界统战工作的重任：与刘浩、严达夫、马仲明等发起组织外勤记者联谊会，团结新闻界进步力量；深入调查国民党地方科长以上人员情况，争取关键人物，为党组织获取核心机密情报；更善于利用蒋介石与云南地方当权派的矛盾，通过《云南日报》向大后方人民传递中共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皖南事变” 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大了对进步力量的镇压力度，地下工作陷入险境。欧根遵照省工委指示，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联络分散到滇西北地区的地下党员，为中共后续在滇西北开展斗争搭建了联络网络，在白色恐怖中守住了党的秘密战线。
统战与武装：为解放云南铺路
1941 年初，欧根回到故乡剑川，以读书活动为载体，团结当地知识青年，传播进步思想。他深知，唤醒民众觉醒是革命成功的根基，这次返乡活动为后来剑川 “四二” 起义奠定了思想与群众基础。
1943 年 9 月，云南地方当权派希望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省工委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欧根。他以《云南日报》记者身份为掩护，携带密码远赴重庆，直接向董必武汇报工作；随后又带着董必武的指示密码与口头指示安全返回昆明，圆满完成了这一关乎云南地下党发展的重要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曙光初现，却又面临内战阴云。欧根积极在民主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与闻一多、张奚若、楚图南、吴晗等知名学者建立密切联系，共同发起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一二・一” 运动中，他奔走呼号；“李闻惨案” 发生后，他默默承担起协助处理烈士身后事宜的重任，以行动践行着统一战线的使命。此后，他又成为党与 “民盟” 及张冲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在反蒋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5 年 10 月，蒋介石迫使龙云下台，特务进驻《云南日报》，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已无可能。欧根遵照党组织指示留任报社，转入更隐蔽的地下工作，继续联络各地党组织，为武装斗争积蓄力量。1946 年，他转到南箐中学任教，期间协助朱家璧、张子斋等人沟通 “回国开展武装斗争” 事宜，并于 1946 年 8 月赴仰光商谈具体计划。1948 年 1 月，他奉省工委指示返回剑川，留在滇西北工作，同年 5 月任滇西工委副书记，正式投身武装斗争的筹备工作。
武装起义：剑川烽火照滇西
1949 年 3 月，滇西工委在剑川召开会议，经过周密研判，认为剑川已具备武装起义条件。会议通过剑川起义计划，决定由欧根代表滇西工委直接领导起义。在滇西工委的统筹与剑川县委的细致安排下，1949 年 4 月 2 日，剑川 “四二” 武装起义爆发，首战告捷，建立了滇西地区早期的人民武装政权，为云南解放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
起义后，滇西工委于 5 月下旬决定建立后勤总部，欧根兼任总部主任，为部队解决物资供应难题。6 月，他任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前线委员，彼时他已体弱多病，却坚持与战士们一道辗转于崇山峻岭间，同甘共苦。二次攻城、解放滇西财源重镇乔后、歼灭 “共革盟” 独立四支队…… 每一场战斗中，都能看到他指挥的身影。1949 年 10 月反 “围剿” 战斗中，国民党保安团已攻入剑川城西门，形势危急，欧根却始终从容不迫，直至从东门安全撤出，以镇定自若稳定了部队军心，展现出卓越的军事素养与临危不乱的胆识。
1949 年 7 月，欧根当选滇桂黔边区党委执行委员；9 月，经中央批准，他任滇西北地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及行署专员。担任专员期间，他将工作重心转向政权建设：组织群众支援部队反 “围剿”，恢复生产、疏通商品流通以扩大财源，更将民族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 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主持制定一系列加强滇西北各民族团结的具体政策，为多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1949 年 12 月，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后，欧根奉命前往大理负责接管工作，妥善处理部队进驻与政权接收的具体事务。随后，他又参与丽江、大理、保山三个地委及行政专员公署的组建工作，为人民政权顺利接管滇西北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风雨坚守：忍辱负重护初心
1950 年后，欧根先后担任丽江地委书记、副书记、行署专员。他模范执行中央 “团结第一，工作第二” 的指示，积极促进外来干部与当地干部团结共事，推动丽江地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1951 年，剑川、丽江发生地震，他第一时间深入灾区，与灾民同吃同住，带领群众重建家园，用行动诠释了 “人民公仆” 的内涵。
1953 年 10 月，欧根调往中央民委，任委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4 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然而，此时党内 “极左” 思想逐渐升级，云南地下党与边纵部队遭到无端 “清理”，被诬蔑为 “严重不纯”“地主武装”，许多忠于革命的同志蒙受冤屈。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欧根始终坚信 “事实终将大白于天下”，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忍辱负重，坚持深入边疆民族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将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为党制定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6 年，欧根调回大理，任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州长。赴任前，谢富治以 “少数民族干部还需要进一步锻炼培养” 为借口，强行要求他 “重大事务先遵照某副书记意见”；加之当时接连开展的反 “地方民族主义” 运动，使得 1956 至 1961 年间，欧根陷入了极为困难的领导困境。1959 至 1960 年，剑川发生粮荒，出现肿病死人的情况，欧根心情沉重，经实地调查后暂行批示调拨 5 万斤大米救灾，却被某副书记斥为 “替富裕农民说话”“右倾表现”，强令收回大米。即便如此，他仍始终心系群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争取利益。
晚晴映辉：鞠躬尽瘁终一生
“文化大革命” 期间，欧根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与凌辱，但他始终坚守党的利益与原则，从未动摇信仰。1972 年，他恢复工作，先后任大理州委副书记、书记，州革委会副主任、主任。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他坚持党性原则，自觉服从党的纪律，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承担责任；他顾大局、讲团结，竭尽全力保护干部，为减少 “文革” 对大理地区的破坏作出了努力。
1979 年，欧根调往云南省民委任副主任，后当选为云南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及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欧根精神焕发，全身心投入工作：他认真负责地推动云南法制建设，为完善地方立法贡献力量；同时积极为遭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奔走呼号，促使张保全、赵鼎灿、杨树昌等同志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让正义得以伸张。
作为云南少数民族中的老共产党员，欧根在全省各族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是极具影响力的民族干部。他一生致力于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为云南输送了大批优秀民族干部；他始终重视加强云南各民族间的兄弟般团结，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在云南法制健全工作中也作出了积极贡献。
正当欧根希望继续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之时，疾病却悄然袭来。1983 年 12 月 31 日，他因病在昆明逝世，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为党奋斗的征程上。
欧根同志逝世后，老友张子斋以挽联缅怀他：“一分热发一分光，四十余年斗志昂。神注平凡崇实践，貌虽柔弱内刚强。襟怀坦荡无城府，名位升沉不较量。珍重晚晴曾共勉，奈何先逝永参商”。马曜教授则评价他：“一生艰苦朴实，个性祥和，待人厚道，处事持重”“勇于自我批评，从不诿过于人，从不以权谋私”。
欧根同志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他将自己的清白与忠诚永远留在了生养他的剑川大地，留在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云南热土上。他的精神如同滇西的苍洱山水，永远滋养着后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云南儿女为家乡的繁荣发展、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