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林业科学与教育的开拓史上，白族学者张海秋的名字镌刻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为人生圭臬，在林学研究、林业教育、语言考据等多个领域躬身耕耘近半个世纪，既是中国现代林业教育的先驱者，也是云南高等林业教育的奠基人，更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在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留下了独到见解，堪称近代学界少有的 “通才” 型学者。
1891 年（推算，据 1972 年享年 81 岁逆推），张海秋生于云南剑川城西门张家，名福延，字海秋，后以字行世。幼年丧父的他，在贫寒家境中早早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却始终以优异的成绩走完求学之路。1913 年，他凭借过人学识考取云南留日预备班，远赴日本深造，先在东京高等预备学校专攻日文，为后续学术研究打下语言基础。
1915 年，张海秋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系统学习现代林业科学知识。彼时的日本，在林业经理学、测树学等领域已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为他日后将西方林业科学引入中国埋下伏笔。1918 年，学业有成的张海秋毅然回国，立志以所学推动中国林业的发展，先后加入中华农学会与中华林学会两大专业组织，开启了他在林业教育与科研领域的生涯。
回国初期，张海秋辗转于多所院校任教，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先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江西农业专门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在教学之余还主持规划了南京幕府山、乌龙山森林学系实习林场，将课堂理论与实地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初步付诸实践。1929 年，他兼任中华农学会常驻编辑员，开始参与林业学术成果的传播工作；1930 年 4 月，他代表中国首次出席日本农学会特别扩大会，以 “中国森林历史” 为题发表演讲，向国际学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林业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早期向世界传播中国林业知识的学者之一。
张海秋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 “融汇中西、立足本土” 的核心思路。20 世纪 20 年代初，他便殚精竭虑编写林业教材，以范蠡、贾思勰等古代农学家的思想为脉络，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林学与森林经理学的智慧，同时联合其他林业学者，将德国、日本等国先进的森林经理学理论（如森林生长、收获、伐期林、伐正林等）及实用技术（森林测量、调整、区划、施业案编制与检定等）引入中国，为中国近代森林经理学的建立搭建了理论框架。
在科研实践中，他尤为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在江西庐山调查马尾松生长情况时，他运用西方科学方法绘制材积生长曲线图，深入研究材积连年生长与平均生长的差异，成功将西方近代科学理论、中国传统林业学说与中国森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研究模式，成为此后中国林业科研的重要范式。
在森林数学与测树学领域，张海秋的贡献尤为突出。他编著的《森林数学》一书，详细介绍了德国测树学知识，系统阐述了林价计算、林业经营收益核算的方法，还引入了精确的木材材积计算（通过量直径）、树干解析等技术，为中国林业科研提供了重要的数学工具。此外，他还是国内首位系统介绍西方国家林产品制造理论与技术的学者，同时结合中国民间生产经验，对多种森林副产物的开发利用进行科学阐释，推动了林产制造学在中国的发展。
实地考察与标本采集，是张海秋科研工作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1938 年暑假与 1940 年寒假期间，他带领青年教师前往云南剑川金华山、满贤林，采集了大量腊叶标本、木材标本及林木种子，其中不乏云南特有树种。这些标本为后续的云南树木分类与生长研究奠定了基础，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郑万钧教授还特意将椴树属的一个新种命名为 “Tilia Changii Cheng”，以纪念他在云南林业调查中的贡献。
在学术著作方面，张海秋一生著有《南京主要树种材积生长量之调查研究》《重要树种造林法》等专著与译著共 12 种。其中，以深厚国学功底结合考据训诂方法撰写的《中国森林史略》，是中国早期森林史研究的重要专著，因其系统梳理了中国森林发展的历史脉络，受到林学界的广泛重视。此外，他深知林学名词统一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曾着手订正树木通名、搜集资料，计划编纂《林学词典》，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成书，成为学界的一大遗憾。
与陈嵘、梁希、李寅恭等老一辈林学家一道，张海秋通过引进西方林业科学、发掘传统林业技术，为中国近代林业科学技术的诞生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 “中国现代林业教育先驱”。
1939 年秋，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张海秋回到故乡云南，历任云南大学森林学系主任、农学院院长、总务长、训导长、教务长、代校长等职，从此将事业重心放在云南高等林业教育的建设上，成为云南高等林业教育的创始人。
在办学理念上，张海秋始终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建设结合”。为解决学生实习与科研实践的场地问题，他四处奔走协调，先后建立了呈贡农林场、云大经济农场（后改为实验农场）、昆明北门外作物实验场、弥勒木棉场、昆明厂口林场和实习蚕桑场等多个实验基地，为林业教学提供了贴近本土的实践平台。他还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安排教师指导，组织学生前往昆明西山、呈贡跑马山、禄丰县林场、安宁草铺，以及滇西姚安、大姚、宾川、大理等地开展分科与综合野外实习调查，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在学科建设与师资队伍打造上，张海秋展现出卓越的远见与魄力。1943 年春，他任林学院院长期间，创办了农林学系、蚕桑专修科，并多方延揽人才，先后聘请郑万钧、秦仁昌、金宝善、冯泽芳、常宗会、蒋同庆等一大批知名教授任教，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1949 年秋，他将蚕桑专修科改建为蚕桑系；1950 年秋，又增设园艺系及畜牧兽医系，不断完善学科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大学森林学系创办及扩充为云南农学院的时期，正值战争年代，办学经费极为困难。张海秋凭借坚韧的毅力，克服重重阻碍，推动林学系逐步发展为林学院，为云南边疆高等农林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的培养下，大批农林专业人才与教育、科研工作者走出校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甚至成长为知名专家。
除了在林业领域的卓越成就，张海秋还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留下了宝贵成果，尤其在白语研究与汉语发展思考方面展现出独到眼光。
在白语研究上，张海秋凭借坚实的古汉语基础，深入探究白语词汇的渊源、系属及演变过程。他提出 “剑川方言语音完备，除十之七与普通话不殊外，多古音古语，而能保存历来之失读之音，失传之义” 的观点，并在 20 年代中期便提出 “白语为汉语之一支” 的论断。他的研究注重通过语音对应规律解说词汇，“穷源竟委”，条理清晰，并非仅凭单文孤证立论，因此受到民族史与语言学家的高度认可。民族学家方国瑜曾评价：“先生辄谈白语音韵，与汉语作比较，涉论等韵之学，条理井然，以语音对应规律解说词汇，穷源竟委，颇得要领，非单文孤证可比，令人心服。” 张海秋的《剑川方言初步推断》一文被收入方国瑜所著《云南民族史》，《剑属语音在吾国语言学上之地位》等专论，也为白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方国瑜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更是直言：“盖瑜所知精通白族语言体系而善于说解，无如张先生者。”
在汉语发展问题上，张海秋早在 60 年代初便提出前瞻性观点。他明确指出 “中国语文有成为世界交际通用语文的可能性”，积极主张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导，开展新中国语文体系的研究。他认为：“吾国文字稍加整理，以成世界最进化之文字，因其结构已科学化，易于演绎归纳，能以简驭繁，便于应用，其声其形，非以毫无意义之字母联缀成复音之文字所可比拟。” 这一观点既肯定了汉语的优势，也为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思路。
张海秋的一生，不仅以学术与教育成就赢得尊重，更以高尚的品格感染着身边的人。他治学严谨，持论平实，好学深思，家中藏书颇丰，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求；日常生活中，他极为俭朴，布衣蔬食，却对困难地区的教育事业与贫困学生关怀备至 —— 在呈贡时，他主动开办 “农民子弟学校”，扶持当地学生就学；在南京、重庆、昆明等地任职期间，多次个人捐资，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学者苏民生曾评价他：“专利人不利己，正直、聪明、宽容，若非身受其益，谁信如此谦恭。”
此外，张海秋始终牵挂家乡的教育发展。1946 年 5 月，他以 “剑川旅省同乡会” 名义，联合李澍、张祖年等人，向云南省教育厅提出申请，计划在剑川创办 “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可惜因经费短缺未能实现，但这份为家乡教育谋发展的心意，足以彰显他的家国情怀。
1949 年后，张海秋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在林业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贡献力量。1950 年后，他任云南大学校务执行委员、农学院院长、教授，当选为昆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6 年后，先后当选为中国林学会昆明分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理事长，始终活跃在林业事业的一线。
1972 年 10 月 18 日，张海秋在寻甸云南农业大学病逝，享年 81 岁。这位横跨林业、教育、语言学三大领域的学者，以近半个世纪的坚守与开拓，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民国名人图鉴》《中国近代林业史》均为其立传，记录下他为中国林业科学与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的 “融汇中西、立足本土” 的科研理念，“理论联系实际” 的教育思想，以及 “专利人不利己” 的品格，至今仍为后人所敬仰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