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挣脱枷锁、追寻复兴的壮阔征程中,无数仁人志士以热血为墨、以生命为纸,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革命赞歌。张伯简(1898~1926),这位白族第一代共产党员,虽生命定格在 28 岁的青春年华,却在理论探索、革命实践与青年引领的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事业中当之无愧的忠实践行者,更是白族人民心中永不褪色的骄傲。
早年觉醒:于动荡岁月中锚定救国方向
张伯简,名庚喜,别名红鸿、洪鸿,字稚青,1898 年诞生于云南剑川金华桥头街的一个普通家庭。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他自幼便养成了勤勉好学的习惯,在大理省立第二中学求学时,语文成绩尤为突出,其课堂作文《鸡足山游记》流传至今,文中对山水景致的细腻描摹与独到感悟,尽显少年才子的文学天赋。除了文才,张伯简的书法亦颇具造诣,剑川县文化馆珍藏的行书作品《秋兴》直幅四屏(杜甫诗作),笔墨间兼具沉稳气度与灵动韵味,足见其深厚的艺术修养。
然而,张伯简的青年时代,恰逢中国社会被军阀割据的阴霾笼罩。内战连绵不断,兵燹与匪祸交织,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这残酷的现实,像一颗火种,在他心中点燃了爱国救民的热忱。他常常独自沉思“何以救国、何以救民” 的时代命题,不甘于在乱世中沉沦。1916 年,大理中学学生与宪兵爆发冲突,面对强权压迫,张伯简毫无惧色,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组织领导的职责,带领同学们奋起反抗,初次展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与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
1917 年中学毕业后,为追寻心中的革命理想,张伯简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当时的南方革命中心 —— 广州,投身滇军,希望能在军队中找到救国救民的突破口。1919 年,“五四运动” 的浪潮席卷全国,青年学生与各界民众为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而展开的英勇斗争,如惊雷般唤醒了张伯简内心深处的爱国激情。他开始更加迫切地追问 “中国往何处去”,并将目光投向进步思想的洪流。那段时间,他潜心钻研孙文学说,密切关注时事动态,认真研读《爱国报》《新潮》等进步报刊,思想视野在不断学习中日益开阔。
在《南越游记-稚青日记》中,张伯简毫不掩饰对革命风暴的赞美,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切:“将来中国尚多有事,锻炼此身,亦有受用”“试问自生来二十年,日见马齿加长,而一切社会学问一无所识,志不定,过不改…… 根基未固,当此二十世纪中尚有我立脚否?!” 正是这份对自身学识的清醒认知,以及对国家未来的深重忧虑,促使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他以 “理财本非所能” 为由,放弃了在滇军相对稳定的工作,于 1919 年冬天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渴望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汲取知识、探寻革命真理,为迷茫的中国寻找一条真正的出路。
海外求索:从热血青年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抵达法国后,张伯简迅速融入留法学生的革命浪潮,积极参与由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组织的“勤工俭学会”。他不仅以身作则,严格践行 “甘做苦工,不希官费” 的口号,还与同志们共同提出 “互助、劳动、改造社会” 的三大信条,凭借坚定的信念与积极的行动,很快成为 “勤工俭学会” 的中坚力量,在留学生群体中树立了榜样。
在对勤工俭学运动的深入思考中,张伯简提出了极具见地的观点:“勤工俭学是应世界潮流而生,为中国数千年文化运动荡激而成,是一种最光明显著的社会运动。它的主要目的,在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也就是改革中国黑暗地狱之初步。” 这一主张精准地点明了运动的时代意义,得到了广大留法留学生的热烈拥护,也为他后续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0 年 10 月,张伯简进入法国博利午工业实习学校学习。在这里,他一边系统学习专业知识,一边深入工厂做工,亲身接触法国无产阶级群体。在与工人阶级的朝夕相处中,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与内在矛盾 —— 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社会底层民众的悲惨境遇,这些都让他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此同时,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领悟到其中的真谛: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这段经历,让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个怀揣爱国热情的热血青年,蜕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1921 年下半年,张伯简前往德国、奥地利进行参观考察。8 月 1 日,他从柏林给亲长赵星海写信,袒露了此行的初衷:“不愿以此时间、金钱花之于风月,拟乘此机会,旅行德、奥两国,一观战后军国主义消长与国际和平会议后所造出强权跋扈之各国对于战败国家所留之罪恶,及战败国民负担加重以来之反声,顺便参观两国科学界之真精神与德国革命后劳工运动之趋势,藉以略抒胸襟。” 尽管旅途花费有限,但他在信中坦言 “知识上算是得无数的教训”。这段欧洲考察经历,让他对国际形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思想愈发成熟坚定。
返回巴黎后,张伯简恰好赶上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当时,法国当局与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拒绝留法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妄图扼杀进步青年的求学与革命热情。面对压迫,留法学生团结一心,奋起反抗。在这场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张伯简始终冲在前线,与同学们并肩作战。斗争的洗礼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才能获得胜利”。这一感悟,进一步坚定了他学习马克思主义、走 “十月革命” 道路的信念。1921 年冬天,他转赴德国柏林继续勤工俭学,并在德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国际舞台:搭建中外革命交流的桥梁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张伯简的革命活动不再局限于留学生群体,而是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成为联结中外革命力量的重要使者。1921 年末,他与在德国的中共党员周恩来、萧子璋、张申府、刘清扬等人联名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提议组建 “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希望将分散在欧洲各国的中国进步青年凝聚起来,形成更强大的革命力量,推动旅欧革命事业的发展。
赵世炎对张伯简的能力与担当十分认可,极力推荐他随谢寿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并在信中称赞道:“最近寿康与伯简在德,与德的 C.P.(德国共产党)接洽,他们被介绍去各城市演说…… 大受欢迎。黄面孔的无产阶级代表与西方无产阶级接触,此其开端了!”“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将来他们去时,欧洲‘青年团’当都给以代表名义,拿团体的责任,壮他们的行色!”
1922 年 6 月 3 日,张伯简从柏林前往衣纳(即耶拿)参加德国少年共产党大会。6 月 5 日,在衣纳大市场召开的国际宣讲大会上,他与法国、瑞士、捷克、奥地利等国的少共代表一同发表演说,向各国无产阶级代表详细介绍了中国青年在共产革命运动中所做的努力 —— 从国内的学生运动到海外的勤工俭学斗争,从进步思想的传播到革命组织的筹备。他的发言,让德国共产党代表深受震动,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青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与力量,为中外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交流搭建了重要桥梁。
同年,张伯简在《少年》杂志第二期发表题为《少年国际纪念日-本年9 月 3 日-少年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通告》的译文,并在文章后添加按语,热情赞扬少年共产党领导世界各国工农少年与帝国主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卓越功绩,以笔为刃,向国内传播国际革命思想,激发青年的斗争热情。
也是在1922 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在巴黎正式成立,张伯简凭借在欧洲革命活动中的突出表现,被选为组织委员,负责组织建设工作。任职期间,他四处奔走,联络进步青年,完善组织架构,为旅欧青年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倾注了大量心血。同年秋天,党组织派他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这所专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学校里,张伯简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自身在欧洲的革命实践经验,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得到极大提升,逐渐成长为一名既有较高理论素养,又具备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成熟马克思主义者。
归国奋斗:在革命一线燃烧青春热血
1924 年秋天,受党组织指派,张伯简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奔赴革命运动的核心阵地 —— 上海,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他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走进工厂车间,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倾听他们的苦难与诉求,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工人学习革命理论,唤醒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另一方面,受瞿秋白之聘,担任上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向青年学生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用通俗的语言剖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培养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据革命战友回忆:“这一时期,伯简天天外出,深夜归来,在简陋的屋子里伏案疾书,甚至通宵达旦。” 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不知疲倦,只为早日实现民族解放的理想。
1924 年,中共在上海建立 “国民通讯社”,张伯简受派参与领导工作,负责通过通讯社传播革命声音,揭露反动势力的阴谋与暴行,让更多民众了解革命的意义。同时,他还在团中央局负责编辑《中国青年》杂志,并为《团刊》《平民之友》等进步刊物撰写稿件,用犀利的文字抨击社会黑暗,唤醒民众觉醒。4 月,他奉命前往北京,参与组织领导 “五四运动” 五周年天安门游行示威活动,并创办了青年团北京市刊物《政治生活》。为了让刊物顺利发行,他克服重重困难,四处筹措资金、联络印刷机构,最终在他的艰苦筹备下,《政治生活》创刊号于 1924 年 5 月 4 日在游行队伍中公开发行,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凝聚青年力量的重要阵地。
同年9 月,团中央局决定任弼时为江、浙、皖区委正式委员,张伯简与俞秀松担任候补委员,继续为青年团组织的发展贡献力量。此后,张伯简调任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将蔡和森主编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的稿件送往中共组织的第一个地下印刷厂 —— 上海明星印刷厂印刷。为了确保革命刊物能够顺利出版发行,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避开反动势力的搜查,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将稿件安全送达印刷厂。11 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书记,肩上的担子更重,工作也愈发紧张。即便如此,他仍利用工作间隙,结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教材与自身学习心得,编制完成《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一书。该书先后由中共出版机构上海书店和北方人民出版社秘密出版发行,以清晰的图表与简练的文字,梳理了不同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要素,为党员和进步群众学习社会经济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1925 年,张伯简又编纂出版了《社会进化简史》。这部著作是中国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社会发展史的理论书籍,以清晰的逻辑、通俗的语言,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剖析了不同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与更替原因,为广大革命者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读本。1926 年,毛泽东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特意聘请张伯简为教员,并将《社会进化简史》列为 “授课以外之理论” 十种读物之一;1927 年,恽代英在《计划 1927 年的工作》一文中,也向青年推荐此书;1942 年,党中央在延安开展整风学习,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明确提出将《社会进化简史》列为全党整风必读理论书籍,并评价道:“这是一本人民需要的书、革命需要的书。” 这部著作的理论价值与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19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团中央分别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大期间,张伯简受党委托,负责大会的事务工作,从会议筹备、人员组织到议程安排,他都亲力亲为,确保了大会的顺利召开。在团的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并代理团中央工农部主任,同时兼任《平民之友》编辑。身兼数职的他,始终保持着高效的工作状态,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工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同年,他还参与上海中央机关和上海地委工作人员组织的公共支部领导工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添砖加瓦,推动党组织在群众中扎根生长。
“五卅” 运动爆发后,张伯简毅然投身到斗争最激烈的沪西小沙渡纱厂工人队伍中,与工人群众并肩作战,组织罢工、游行,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在街头巷尾,他拿着传单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鼓舞大家团结起来反抗强权;在工厂里,他与工人们一起坚守岗位,抵制资本家的压迫。同时,他还负责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的筹办工作,通过报纸及时报道运动进展,声援工人斗争,揭露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的暴行。同年秋天,张伯简调往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军委书记。在此期间,他除了参与领导工农运动,还投身总工会《工人之路》的编辑出版工作,持续用文字为革命斗争鼓与呼,让革命的声音传遍南粤大地。
情系桑梓:为云南革命播撒希望火种
尽管长期在外从事革命工作,张伯简始终牵挂着家乡云南的革命事业,从未忘记为这片土地的觉醒贡献力量。刚到法国不久,他便主动给云南省学联写信,在信中鼓励家乡的青年学生要跳出狭隘的视野,关注国家命运与民族未来,积极追求进步思想,用知识与行动改变社会;同时,他还定期给大理、丽江中学的同窗挚友邮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书刊,希望通过这些书籍,让家乡的青年接触先进理论,觉醒革命意识,成为推动云南变革的力量。此外,他还给赵式铭、赵宗瀚等亲友邮寄信件与画册,在信中详细介绍德国、苏联的国情与革命形势——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到新社会的建设,从民众生活的改善到思想观念的革新,让亲友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进步潮流,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
1926 年,张伯简积极参与云南旅京、沪、汉、穗进步青年组织 “新滇社” 的领导工作。在他的推动下,“新滇社” 不仅成为团结云南进步青年的平台,更成为培养云南革命骨干的重要阵地。他常常组织青年们学习革命理论、讨论社会问题,引导他们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事业结合起来。在他的影响下,“新滇社” 为云南输送了一批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领导人才,为家乡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当时,许多从云南到广东从事滇军工作的同志,与党中央的联系大多由张伯简从中引导,他成为云南革命力量与党中央沟通的重要纽带。白族抗日英雄周保中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曾受到张伯简的启发与帮助,在他的引导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走上革命道路;革命烈士王孝达,也是在张伯简的安排下,被分配到汕头地委工作,为当地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伯简用实际行动,为家乡云南的革命事业播撒下珍贵的火种,为后续云南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英年早逝:以生命践行革命信仰
1926 年 8 月,张伯简担任中央罢工委员会书记,全身心投入到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中。当时,罢工斗争已进入关键阶段,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加紧了对罢工群众的镇压,斗争形势愈发严峻。为了推动罢工运动取得胜利,张伯简与同志们日夜筹划工作,深入群众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斗争 —— 白天,他穿梭在罢工队伍中,了解群众的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夜晚,他与战友们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分析形势,制定斗争策略,几乎没有片刻休息。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加上艰苦的斗争环境(食宿条件简陋、随时面临反动势力的威胁),让他本就虚弱的身体不堪重负。在紧张的工作中,张伯简的肺病突然发作,剧烈的咳嗽让他无法站立,最终病倒在省港大罢工的第一线。党组织得知后,立即将他送往珠江颐养园医院进行抢救。然而,由于病情过重,且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张伯简最终还是不幸与世长辞,年仅28 岁。这位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战士,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岗位上,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1945 年 4 月 1 日,周恩来亲笔为张伯简填写了牺牲干部登记表,以庄重的方式铭记这位革命战友的贡献,让他的事迹永远被后人铭记。
张伯简生前,在上海与纺织女工、共产党员薛映华结为革命伴侣。两人志同道合,相互扶持,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前行,共同为民族解放事业努力。他逝世后,薛映华生下次子张伯华(遗腹子)。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动荡岁月中,张伯华与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成为张伯简革命生涯中一段未了的牵挂。
结语
张伯简的一生,虽短暂却厚重。从云南剑川的热血青年,到欧洲求学的革命先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到工农运动的组织者;从国际革命舞台的交流使者,到家乡革命火种的播撒人,他始终以坚定的信仰、饱满的热情投身革命事业,在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中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是白族人民的骄傲,用行动展现了少数民族儿女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责任与担当;他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队伍中当之无愧的优秀战士,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张伯简的精神,如同不灭的火炬,穿越历史的风雨,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