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宁（1912~1981）名鼎照，白族，1912 年生于剑川金华东门。他自幼身处困顿之家，却对读书抱有极深的执念 —— 求知时必求甚解，遇疑难从不自馁，即便自学中碰到困惑，也会跑到街心拦路向路人请教，非要把问题弄明白才肯罢休。这份 “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钻劲，为他日后的学识积累埋下了伏笔。
1931 年，杨亚宁高小毕业，为谋生计远赴昆明，进入双塔中学做杂役。每日里，他既要打理杂务、扫地烧水，却始终没放下对知识的渴望 —— 常趁间隙站在教室外 “旁听” 授课，到了夜晚，又独自挑灯练习写字、撰写文章。凭借这份坚持，他后来考入警界，可对读书的热忱丝毫未减：为了能在白天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常主动与其他警士调换站岗班次，用自己的白班换取他人的夜班，只为挤出更多时间沉浸书海。也是在这一时期，杨亚宁开始尝试写作投稿，幸得张子斋、欧小牧两位先生的关心与扶持，他逐渐结识了昆明文化界的人士，最终脱离警界，正式步入新闻行业。此后，他先后在《民国日报》《云南日报》《正义报》担任记者、撰述员、编辑主任，还曾兼任《新民众》《警政旬刊》的编辑，在新闻领域逐步站稳了脚跟。
1942 年，杨亚宁因阅读郭沫若先生的剧本《屈原》，发现其中一处史实细节有待商榷，便主动给郭沫若写信，提出改正建议。郭沫若收到信后，不仅认可他的严谨，更赏识其学识，随即回信委托他帮忙调查《孔雀胆》剧本中涉及 “段功与梁王” 的历史遗事。自此，两位素未谋面的文人结下了深厚的 “文字之缘”。后来，郭沫若在《〈孔雀胆〉二三事》中特意提及这段交往：“初稿写成后，昆明杨亚宁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画了幅昆明的地图给我，把本地的山水人物，尤其关于段功与阿盖的遗事，调查得非常周到。我是深深的感谢他的。” 他还感慨道：“亚宁先生还是我未知的朋友，能够这样诚心地帮助别人，实在是近年罕有的事，因此，我的收获，倒不仅只是关于《孔雀胆》的材料了。”
为完成郭沫若的托付，杨亚宁倾注了极大的心力。1942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13 日，他先后四次给郭沫若去信，累计提供了约一万五千字的段功、梁王相关史料，内容详实且考据严谨。郭沫若对这些资料极为珍视，将其汇集成《〈孔雀胆〉资料汇辑 —— 昆明杨亚宁先生所提供之函件》，作为《孔雀胆》的附录出版，并在叙言中详述始末：“当我把《孔雀胆》写完的时候，大概是（1944 年）9 月 10 日左右，我突然接到这位未知朋友从昆明来信，对于《屈原》剧本的错字有所指正。我当时正想拜一位昆明的朋友为我调查段功、梁王的遗事，苦于找不着适当的人。我接读亚宁来函，感觉他对新旧文字都有根底，便不揣冒昧…… 把调查的事情拜托了他。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去信之后不久，便接到他的四封信，把我所要知道的事情，应有尽有的提供了。…… 来件美不胜收，不仅为我把梁王妃的名字、把济通桥的废址，通同考查了出来，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地方风物，使我的剧本得到分外的充实。” 文末，郭沫若更将这份情谊视作珍宝：“我在这资料丰收之外，还得到实心实意的神交的朋友，尤其是一种极可宝贵的精神财产。” 他还特意在《资料汇辑》叙末题诗抒怀：“亚宁盛意至可感，助我完成《孔雀胆》；来件珍藏在玉函，传之百世足观览。”
杨亚宁素来敬仰鲁迅，曾特意托人从重庆购得一尊鲁迅石膏像。为让这尊雕像更具纪念意义，他又给郭沫若去信，恳请对方题写一副对联作为陪衬，信中写道：“于便中法书类似鲁迅像赞之词句，倘无暇思索，则即用畴昔在倭京出版之《质文》上所载先生手书之‘平生功业尤老化；旷代文章数阿 Q’一联，亦甚佳也！” 郭沫若接信后，欣然挥毫写下对联：“返国空余挂墓剑；斫垩难觅运风斤”，并在联后补注感慨：“余与鲁迅素未蒙面，而时受其斥责，虽当时受之，每有难忍之处，但今则求之而不可得也。” 短短数语，既藏着对鲁迅的追念，也为这段文人交往添了一抹厚重。
在昆明生活的 14 年间，杨亚宁还以 “剑湖樵夫”“金华”“二楞” 等为笔名，在《民国日报》《云南日报》《正义报》及《野草》《读者生活》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杂文。他始终以党的 “同路人” 自勉，笔下文字兼具现实关怀与乡土情怀，代表作如《昆明 “市招”》《一片荒芜的土地》《久客话故乡》等，皆以敏锐的视角剖析社会、抒发心声。也是借着文字的纽带，他结识了西南联大著名教授楚图南等进步人士，并积极参与昆明民主势力的活动，为发表政治宣言奔走助力。
1946 年后，杨亚宁离开昆明，前往永平、云龙等县从事税务工作，期间还兼任永平民众教育馆馆长、《正义报》滇西特派员。1947 年至 1949 年，他出任《保山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继续以媒体人的身份关注地方事务。
1950 年至 1955 年，杨亚宁调任宾川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员，后又任宾川县文化馆职员、负责人。不过，这段平稳的工作经历并未持续太久 —— 因早年曾在皖南事变后进入国民党昆明县党部任秘书，且 1949 年 4 月 “共革盟” 接管《保山日报》并更名为《共革盟日报》后，他仍留任编辑，1955 年，杨亚宁被错误定为 “历史反革命”，身陷囹圄。1979 年，他得以释放回家。1980 年 5 月，曾与他共事的陈方路过剑川，特意登门探望，这份旧友情谊给了晚年的杨亚宁不少慰藉。
历史终会还人以公正。1994 年 11 月 11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亚宁案进行重新审理，最终撤销了此前 “历史反革命” 的原判，为他恢复了名誉。这位一生嗜学、以文为业的白族文人，虽历经坎坷，但其求知的热忱、待人的赤诚，以及为地方文化与史料整理所做的贡献，终究被铭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