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即开始经营西南边疆，贞观末年其影响已经到达洱海地区。公元664年，唐朝于今云南姚安建“姚州都督府”，象征着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正式建立。而吐蕃于670年前后灭掉青海的吐谷浑后，也加强了向西南边疆发展的力度。据汉文史籍记载，吐蕃至迟在680年已经征服西洱河诸蛮，包括浪穹州蛮、姚州蛮等亦附于吐蕃①。
就在吐蕃向滇西北发展的同时，南诏在“西洱河”地区兴起，逐步成为吐蕃与滇西北少数民族关系中的主要角色。贞观二十二年（648），原居地在蒙舍（今云南巍山）的蒙舍诏主细奴逻，攻灭以白崖（今云南弥渡县红崖）为中心的白子国，势力到达洱海地区的南端。其后蒙舍诏统一六诏，对外通称“南诏”②。
一、南诏与吐蕃关系初期（？－751）
以往对南诏与吐蕃关系的研究，多以汉文资料为主，而对出自敦煌的古藏文文献重视不够。其实，在古藏文中用来指南诏及其统辖地域的vjang这个词，早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松赞干布之前就出现了。当时是被赋予一种名犬的出产地，这段文字是：“有哈牙木胡西库及那囊氏赞雄甲二人将宇宙大神之神獒犬，温苏牙札及江之苏则马江（vjang gi zu le ma vjang）、温古等毛上涂以毒物”云云［1］，文中的“苏则马江”（zu le ma vjang）便是神獒之一的名字。
除“神獒犬”之外，南诏另一著名的物产也被吐蕃人视为圣物，这就是“南诏竹”（vjang smyug）及其制成的弓箭。P．T126《远古氏族“恰”、“穆”的使者传说》写到：“穆王说：那么，‘恰’之使者要向我的生神贡献礼品，到底献什么物品？要献南诏竹（vjang smyug），那有没有嵌有雕尾条纹的神箭？”③从上下文看，这里说的是一种产于南诏、可制作弓箭的竹子。南诏盛产竹，用作制造弓箭十分有名，《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说：“枪、箭多用斑竹，出蒙舍、白崖、诏南山谷，心实，圆紧，柔细，极力屈之不折，诸所出皆不及之。”又，《蛮书》卷4“名类”记载，南诏属下的“扑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婆罗缎为通身袴。善用白箕竹，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看来，正是由于“南诏竹”能够制造出实用的弓箭，所以其声名很早就远播青藏高原，而被吐蕃人编入反映远古部落的传说之中。
真正记载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上的事件，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为发端，其“大事纪年”703条曰：“及至兔年（703）……冬，赞普（btsan po）赴南诏（vjang yul），攻克之。是为一年”；“赞普传记”7记载：“赤都松赞普（btsan po khri vdus srong）……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诏（vjang），使白蛮（mywadkar po）来贡赋税，收乌蛮（mywu nag）归于治下。”“大事纪年”紧接着下一条说：“及至龙年（704）……冬，赞普牙帐赴蛮地（mywa），薨。”《西藏王统记》说：赤都松“执政二十九年，卒于南诏”（ljang gi yul）④。这些记载表明，南诏是在公元8世纪初、赤都松赞普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归附吐蕃的，吐蕃为开拓西南，还付出了赞普死于征途的沉重代价。从这些记载还可看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以vjang指南诏政权及其地域，而以mywa（蛮）指其地的民族的⑤。
“大事纪年”又载：及至鸡年（733），“唐廷使者李尚书，蛮罗阁（mywa la kag）等人前来赞普王廷致礼。”［1］王尧教授认为，“蛮罗阁”就是统一六诏、开元二十六年（738）被唐朝封为云南王的南诏王“皮逻阁”。此期间，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藏史集》记载，赤德祖赞（khri ldegtsug brtsan，704－754年）在位时曾迎娶南诏女子赤尊（ljang bzang khri btsun）为妃，并生有一子名“绛察拉本”（ljang tsha lha dbon）。此事又见载于《智者喜宴》、《西藏王统记》等历史文献。据“大事纪年”，“拉本”（lhas dbon）死于739年：“及至兔年（739）夏，赞普（btsan po）以政事巡临‘毕’地，王子拉本（lhas dbon）驻于‘准’，猝然薨逝”。藏文《gtam mtshigs rgya mtsho》一书还说，“绛察拉本”死后，“墓建成圆形，位于他的祖父墓前面，内中藏有诸多珍宝”。而公元745年，赤德祖赞的南诏王妃赤尊亦亡，“大事纪年”第96条载：“及至鸡年（玄宗天宝四年，乙酉）……祭祀王妃赤尊之遗体。是为一年。”所以，目前虽尚未发现汉文史料的相关记载，但南诏与吐蕃有联姻关系应为可信⑥。
正是在南诏与吐蕃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天宝九载（750）秋发生了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战争。当时的南诏王阁罗凤遣军包围姚州都督府所在地，并于冬天攻下姚州；攻下姚州后，阁罗凤遣使致唐谢罪，请求还所俘掠，重筑姚州城。时杨国忠在朝中掌权，却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进讨南诏。就在唐朝与南诏开战前夕，据《南诏化碑》讲，此时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欲取渔翁之利［2］。根据前引藏文文献的记载，赤德祖赞正是迎娶了南诏女子赤尊（khri btsun）为妃的吐蕃赞普，他在唐朝与南诏即将爆发冲突之时，远离其吐蕃的大本营，率重兵南下到今洱海北面的洱源来声援阁罗凤，这与他和南诏的联姻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也就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南诏与吐蕃确有联姻关系。
天宝十载（751）四月，唐朝大军至西洱河，南诏于无奈之中遣使至浪穹向吐蕃御史论若赞求援，吐蕃“分师入救”。是役唐军大败，士卒死者数万人。南诏击败进讨唐军后，吐蕃命宰相倚祥叶乐携金冠锦袍、金宝带等慰问南诏，“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752）正月，吐蕃于邓川册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授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亦号“东帝”，颁给金印；又授阁罗凤长子凤迦异为“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大小官吏，均获吐蕃封赏。南诏与吐蕃还“山河约誓，永固维城”，南诏改是年为“赞普钟元年”［2］47—48［3］。
此事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亦有记载，称：“赤德祖赞赞普（btsan po khri vdus srong）之时，……南方之东（下）部，南诏（vjang）地面，有谓白蛮子（mywa dkar po）者，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赞普以谋略封诏赐之，南诏王名阁罗凤（myvavi rgyal po kag la bong）者遂归降，前来致礼，赞普乃封之曰‘钟’（gcung，意为弟），民庶皆归附庸，（吐蕃）地域，增长一倍。”［1］129，166
以往对吐蕃封阁罗凤为“钟”（gcung），论者仅停留在解释藏文gcung有“同胞兄弟”的含意上，而未及讨论吐蕃为何要授予这样的称号。根据已见的藏、汉文献的记载，终唐一代，与吐蕃联姻的周边政权或民族不在少数，而其中嫁公主给吐蕃赞普为王妃的有唐朝、羊同（象雄）、泥婆罗、党项、南诏等，但后来被吐蕃所控制而封为“赞普钟”的仅南诏而已。这就有理由让我们认为，不但南诏与吐蕃联姻应为可信，而且还可推测嫁与赤德祖赞为王妃的正是皮逻阁之女、阁罗凤之胞妹。
二、南诏受制于吐蕃时期（751－788）
751年南诏与吐蕃联军击败唐朝军队并接受吐蕃封授之后，南诏开始进入吐蕃的实际控制时期。
同上引《赞普传记》7：“赤德祖赞赞普之时，……以南诏王（vjang gi rgyal po）降归吐蕃为民之故，唐廷（rgya）政权大为低落，且极为不安。而南诏王（vjang myvavi rgyal po）而论，彼承事唐廷，忽转而以唐（rgya）为敌，献忠诚归顺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之驾前，其所陷唐廷之土地、城堡一一均献于（赞普）……后，阁罗凤之大臣名段忠国（kag la bong gi blon po dvan cung kog）者，来至赞普赤德祖赞之帐前，在庞塘大殿之中，致礼示敬”。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段忠国晋见赞普是赤德祖赞时期的事，应在阁罗凤被赐封为“赞普钟”之后。从南诏王被赐为“赞普钟”的752年，到赤祖德赞去世的754年只有两年时间，因此，段忠国晋见赤德祖赞君臣的时间，当在此两年之中［4］。
天宝十三载（754），唐朝又令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等兵分两路进攻南诏。李宓军进逼邓川（今云南邓川），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2］49，大破唐军。其后南诏与吐蕃又合兵扫荡了嶲州都督府，夺取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和各类物资。吐蕃、南诏夺取嶲州的事件在藏文文献中亦有记载，《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猴年（756），论泣藏、尚息东赞、阁罗凤（kag labong）三人率军攻陷嶲州（se cu），孜吉（tse ci）以下地区尽皆臣服”［1］109，155。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吐蕃赞普已是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755－797年在位），为赤德祖赞与那囊妃芒保杰细登所生之子，也就是说与南诏有联姻关系的重要人物均已不在人世，为其后南诏与吐蕃结盟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757年，唐朝夺回越嶲，以杨廷进为都督，兼领台登（今四川泸沽）。不久，南诏、吐蕃又联军攻占越嶲和台登，俘虏杨廷进，进而攻下邛部（在今四川越西东北）。当时南诏势力所及，已至大渡河南岸，而吐蕃亦以“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其控制的边界［3］5248。具体到吐蕃在滇西北控制的区域，据《南诏化碑》讲：天宝间南诏与唐军之战，南诏王阁罗凤曾派首领杨利等赴浪穹向吐蕃御史论若赞请派援兵［2］，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当时吐蕃控制滇西北的中心位于神川铁桥（位于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区），东北面据有嶲州，在姚州一带与唐军相峙；北面以铁桥和浪穹为据点，分别在铁桥设神川都督，在浪穹遣御史镇守；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南诏也在吐蕃的控制之中。
大历十四年（779），阁罗凤卒，立其孙异牟寻以嗣。异牟寻率众20万人与吐蕃合力攻打西川，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驰援，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6000级，禽生捕伤甚众。此战之后，异牟寻被吐蕃贬封为“日东王”［5］。建中年间（780－783），吐蕃再度饮马岷江，常以南诏军为前锋，进攻唐西南边州屡屡得手。
这一时期南诏与吐蕃的结盟，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吐蕃以虎皮旌勇、定为章锦的制度也流行于南诏。《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说：“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原注：“南蛮呼大虫为波罗密”）；又，南诏“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阙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6］。
三、南诏脱离吐蕃及其后期（788－822）
吐蕃一方面与南诏结盟攻唐，一方面又对南诏“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对此，异牟寻十分不满，渐生归唐之意。贞元四年（788）之后，剑南节度使韦皋遣“谍者遗书”至南诏，“吐蕃疑之，因责大臣子为质，异牟寻愈怨”［5］。《赞普传记》8记载：“此王（赤松德赞赞普）时，没庐·赤苏菇木夏领兵北征，收抚于阗归于治下，抚为编氓并征其贡赋。其后，白蛮（myva dkar po）南诏之部归于诏下，忽心生叛逆，时，召没庐·菇木夏（vbro ram shags）拜为将军，于山巅布阵进击之时，杀南诏（vjang mang po）多人，擒获悉编掣逋（spyan chen po）等大小官员，及民庶以上三百一十二人，南诏王（vjang rje）迷途知返，又前来致礼，列为直属藩部民户（vbangs），征贡赋，并委以往昔旧时之职司。”⑦
此事件在《资治通鉴》卷233德宗贞元七年（791）条下是这样记述的：“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合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马德先生认为，《资治通鉴》所谓“多取其南诏大臣之子为质”，是南诏将段忠义执送吐蕃后的事，而敦煌文书在这里记为吐蕃因南诏再次反叛发兵征讨，斩杀南诏多人并俘获段忠义及大小官员一百多人。所记孰是孰非，尚有待于深入探讨［4］。
贞元五年（793），异牟寻决意归唐，遂“遣使者三人异道同趣成都，遗皋帛书”［5］。当时正值吐蕃与回鹘在西北一线大战，吐蕃乃征调南诏万人助战。异牟寻欲袭吐蕃，一面派遣寡弱五千上路，而自将数万接于后，昼夜行军，大破吐蕃于神川。随后，异牟寻乃遣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唐朝遂册异牟寻为“南诏王”。《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记载了唐使抵达南诏时的盛况，称册封唐使“（十月）二十三日到云南城。节度蒙酋物出马军一百队，步军三百人夹道排立，带甲马一十队引前，步枪五百人随后，去城十一里迎候。门前父老二百余人，吐蕃封王数人，在路迎拜。”
南诏异牟寻归唐后“吐蕃苦唐诏犄角，亦不敢图南诏”［5］6277，在唐蕃战争中，吐蕃南翼优势尽失。元和三年（808）异牟寻卒，继立诸王均幼小不能理事，大权操纵于以王嵯颠为首的权臣之手。《资治通鉴》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当时唐朝正在筹备与吐蕃和好的“长庆会盟”，自然不会响应南诏的要求，于是王嵯颠等撕毁盟约，于太和三年（829）对唐进行掠夺战争。自此之后，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就告一段落。
这时期，南诏与吐蕃的关系见于汉文献的很少，而笔者最近研读的P．T．16暨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简称ITJ）编号0751《德噶玉采和盟寺愿文》中，则多次提到了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法国学者石泰安认为这件文献与著名的“拉萨会盟碑”同时，写于唐蕃“长庆会盟”（821－822）前后⑧。《德噶玉采和盟寺愿文》是由吐蕃朵甘思王侯（mdo gams dbang po）们提供的，目的是对吐蕃、唐朝、回鹘等于公元9世纪上半叶举行的和盟表示“祝贺”。据笔者检索，该文献中除P．T．16部分有一处提到“唐朝（rgya）、回鹘（drug）、南诏（vjang）”和其他的政权以外，ITJ0751部分就有4处段落提到了南诏，现引出如下：
第一段：35页a面第3行—36页a面第4行记载：“德噶和盟之祖拉康开光之时，德伦（bdeblon）发愿：……大论尚绮心儿及大尚腊藏二者挫败敌军，颂扬社稷之强大，与唐（rgya）、回鹘（drug）、南诏（vjang）等边地国王全力较量……”
第二段：38页b面第2—4行：“姑臧（mkhartsan）大节度使于德噶玉采和盟之祖拉康发愿：吐蕃王臣政权稳固、睿智宽宏之时，唐朝、回鹘、南诏等三国（rgya drug dang vjang rgyal khams gsum chen po）不断进攻［吾］土，因吾王政权稳固、吾臣英勇睿智之加持，将敌人收为治下，其甘愿接受盟约。”
第三段：39页b面第1—4行：“瓜州大节度使（Kva cu khrom chen）于德噶玉采和盟之祖拉康发愿：伏愿吐蕃王臣政权稳固，睿智宽宏之时，唐朝、回鹘、南诏等三国（rgya drug dang vjangrgyal khams gsum chen po）不断进攻［吾］土，因吾王政权稳固、吾臣英勇睿智之加持，将敌人收为治下，其甘愿接受盟约。”
第四段：40页a面第2行—b面第3行：“擘三（phyug tsams）部落官民之发愿：……因沉毅睿智、地位稳固之王臣深谋远虑，中间未听命令之唐（rgya）、回鹘（drug）、南诏（vjang）等也如［吐蕃］原有属民般安适，愿趋向政权稳固、社稷强大［之吐蕃］，遂订立和盟，刻诸石碑，修建和盟之祖拉康”⑨。
藏文历史典籍《智者喜宴》也有类似的记载：“先是，穆尼赞普（797－798年在位）父祖之时，因不和而发生汉、霍尔（hor）及南诏（ljang）三方之间的战争，追逐厮杀。”最后，吐蕃大臣赤松杰达纳（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snar）“做了一种神变，集中各方在雅摩塘（dbyr ma thang）开会。……于是据说就在吐蕃王前（对上述三方）进行了调解”［7］［8］。可见，在公元9世纪上半叶，南诏在吐蕃人的认知与表述中，其地位与唐朝（rgya）、回鹘（drug）一样，属于“三大王国”（rgyal khams gsum chen po）之一，为与吐蕃对等的敌国之一。
结语
通过以上对出自敦煌的古藏文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许多汉文史籍不载的有关南诏与吐蕃之间关系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结合藏、汉文文献来看，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交往之中，南诏与吐蕃之间既有联姻、结盟一致对付唐朝的阶段，也有南诏受唐朝册封、共同对付吐蕃的阶段，这段历史无疑属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中重要的篇章之一，值得深入探讨。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204记载：永昌元年（689）五月，“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卷210记载：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姚州群蛮，先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中华书局，1956年，第6457、6661页。
②《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六年（638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835—6836页。
③褚俊杰．吐蕃远古氏族“恰”、“穆”研究［A］，藏学研究论丛［C］第2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3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4记载娘芒保杰尚囊（Myang mang rje zhang snang）在宴会曾唱道：“南方竹子是上品……”，可能也是指的“南诏竹”，足见其在吐蕃中的闻名程度。
④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00、130、149、166；索南坚赞著《西藏王统记》，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95页；刘立千译注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⑤有关，vjang之所指，国内外学术界有一些分歧，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as）著．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依据洛克（Rock）的观点，认为这个名词是吐蕃用来称磨些人（纳西族）的，见林超民汉译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49。最近，赵心愚教授．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J］，指出：通过全面分析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关vjang的记载，并将这些记载与《南诏德化碑》及《云南志》、新旧《唐书》的有关记载对照，可以认为写卷中的vjang只能是指“南诏”，见《中国藏学》2006年第3期，第45—47页。
⑥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07、153、154。林冠群《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杜齐著、阿沛晋美译《藏王墓考》，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1），1983年，第20—21页。
⑦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33、167页。其中，“南诏王（vjang rje）迷途知返，又前来致礼”一句，王尧等原来的翻译是”南诏之王阁罗（凤）（vjang rje gol）亦前来致礼”。因为其中gol与之前译作“阁罗凤”的kag la bong明显拼读不同，故不采。这里引用的文字出自黄布凡、马德译注《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3、295、301页。
⑧P．T．1．6法藏伯希和敦煌藏文文书的最新影印件，见于金雅声、郭恩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83页，被定名为“赤祖德赞时期建佛寺之祈愿文”；而ITJ 0751见于Macdonald Spanien． A． et Yoshiro Ima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et du British Museum， Tome I， Paris， 1978， pl． 13—16．
⑨以上译文引自黄维忠《关于P． T． 16、IOL TIB J 751 I的初步研究》，王尧主编《贤者喜宴》，《藏学研究丛刊》（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3—89页；译文又参见F． W．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0—8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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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铭（1952－），男，重庆市江津人，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历史、民族文物的教学及科研。四川成都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