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钟岳
生平概略与求学之路
周钟岳（1876—1955），字生甫，号惺庵，白族，生于剑川金华忠义巷的贫寒之家，自幼便以刻苦自励闻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参加癸卯科乡试，一举夺得第一名，获 “解元” 称号，展露出众才华。
1904 年，周钟岳远赴日本求学，先入弘文学院修习师范，次年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在日期间，他深耕学术与译介工作，汇编《师范丛编》10 卷，辑译松村介石所著《中国教育制度变迁通论》1 卷，为国内教育领域引入新思想。同时，他积极参与云南留学生的文化与思想传播活动，担任 “云南杂志社” 总编，撰写《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办法》等具有现实意义的论文，清晰剖析云南的战略价值与主权维护要点。此外，他还与范熙壬、张耀曾、席聘臣等人共同创办《新译界》杂志社，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与知识传播，并广泛搜集中外典籍，撰写《法占安南始末记》，系统梳理法国侵占安南的历史脉络。
周钟岳求学时留下一段趣闻：某次读书，他专注于典籍，竟误将荞饼蘸着墨汁当作蜂蜜食用，满嘴乌黑却浑然不觉，此事后来传为佳话，尽显其治学专注之态。在学业启蒙与深造过程中，他先师从段野史，后又拜赵藩为师，凭借过人的聪慧与勤奋，深得赵藩赏识，赵藩曾赠诗赞其“洵挺芳兰百草中，荷衣人塾识终童”，将他比作百草中挺拔的芳兰，肯定其年少时便显露的不凡资质 。
治学理念与独到见解
在治学方面，周钟岳秉持“取古今中外之长，尤贵创新” 的核心主张，始终强调学习需兼具包容性与突破性。他对那些拒绝阅读新典籍、固守旧学的人嗤之鼻，称其为 “瞢儒”，讥讽这类人如同 “井蛙自深闭”，眼界狭隘且固步自封。
他明确提出，学习既不能“泥古不化”，盲目尊崇古代学说而不知变通；也不能 “盲从附和”，毫无主见地追随他人观点。为实现真正的学问精进，他倡导 “研阅以穷照” 的方法，主张通过深入研读、广泛阅览，穷尽事物本质，唯有如此，才能达到 “了然于心，洞若观火” 的境界，对知识与问题形成清晰透彻的认知 。
归国投身教育与地方治理
1907 年，周钟岳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云南后，首先投身教育事业，担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务长。到任后，他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厘定学堂规章，规范教学与管理秩序；扩充校舍，改善办学硬件条件；科学编次学级，优化教学安排；积极添聘优秀教员，充实师资力量。同时，他还致函邀请在京、在日留学的云南籍教育人才回乡助力，在他的推动下，两级师范学堂面貌焕然一新，教学质量与办学规模显著提升。
随后，周钟岳执掌云南教育司，为云南教育发展制定清晰规划，确立“推广小学、养成教育、整顿学风、注意实用” 四大核心目标，并配套制定四项具体措施：设立独立教育经费，保障教育发展的资金需求；增设师范学校，培养更多合格教师；巩固普通中学办学基础，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增设中等专业学校实验地点，强化实践教学。他全力督导各项措施落地，为云南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重要基础。
在地方治理领域，周钟岳同样展现出卓越能力。1913 年，他出任滇中观察使，管辖 41 个州县。任职期间，他严于考核官吏，确保政令畅通与吏治清明；同时坚决贯彻鸦片禁令，采取有力措施打击鸦片种植、贩卖与吸食，成效显著，推动辖区内社会风气向好转变 。
力护主权与为民担当
周钟岳始终将国家主权与地方民众利益放在首位，多次在关键事件中挺身而出，据理力争。1911 年，云南遭遇两起重大外交危机：英法 “隆兴公司” 企图攫取云南七府矿权，英国强行占据片马地区。危急时刻，周钟岳与李灿高被公推为代表，赴京向外交部请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照会英国退兵。当时，学使叶尔凯禁止周钟岳离校赴京，他愤慨不已，毅然 “不辞而去”，坚持赴京交涉。面对英、法势力，周钟岳等人以云南人民 “以死力争” 的决心为后盾，严正抗议，最终迫使英、法让步，同意废约，政府也承诺承担云南因此事产生的相关负担，成功捍卫了云南的矿权与领土权益。
此后数年，云南省财政厅长吴琨与美国矿业公司代表安德森订立 14 条勘矿条件草案，其中条款多处损害国家主权。周钟岳受唐继尧委托，明确提出三条核心原则：“一、开矿之权，操之自我；二、开采资本以本国人为限；三、即利用外资，亦只宜借款，而不宜合办”。他指出草案条款与上述原则严重不符，要求吴琨等人负责磋商修改。此次交涉被时人评价为 “自中国与外人合办事业以来，未有如此之合算者也”，充分彰显了他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智慧与担当 。
在涉及地方民生的事务中，周钟岳同样坚守原则。面对盐斤加价、米粮进口、法国要求在省会设立“东方汇理银行”、挪威人花蒙生私购北仓坡地基等关乎云南百姓利益与地方主权的问题，他总能及时向相关部门详细陈述利害，据理力争，成功化解诸多潜在隐患，为地方稳定与民众权益保驾护航 。
政治远见与关键抉择
周钟岳具备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多个历史转折点做出精准判断与正确抉择。民国元年（1912）2 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接任。消息传至云南，军政各界犹豫不决。时任都督府秘书长的周钟岳力陈利害，明确指出 “袁世凯一旦掌握政权，必为中国祸害”。他的观点得到蔡锷认同，云南最终决定暂不表态，为后续局势变化保留了主动。
1913 年，蔡锷聘请周钟岳担任 “光复史局” 总纂，负责编纂云南光复相关历史，赵式铭、张肇兴、郭燮熙、刘润畴任编纂。在周钟岳的统筹下，编纂团队仅以数人心力，耗时数月便完成艰巨任务，于同年 7 月定稿。全书包含《光复起源篇》《光复篇》《迤南篇》《迤西篇》《援蜀篇》《援黔篇》《西征篇（援藏篇）》《军事变迁篇》《建设篇》九篇，以及《长编》《云南光复诸人事略》各 1 册，系统梳理了云南光复的全过程，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
1914 年底，周钟岳随蔡锷赴京，担任全国经界局秘书长，期间撰写《经界法规草案》及《中国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为全国经界整理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案支撑。1915 年 8 月，“筹安会” 成立，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势，周钟岳坚决反对，积极协助蔡锷策划讨袁事宜。他先是将重要文电及密本安全转移至天津，随后返回北京待命。待蔡锷秘密东渡日本的密电传来，他冒着生命危险，改名 “周谧”，装扮成商人，携家眷出山海关，绕道朝鲜前往日本，为护国运动的筹备扫清障碍 。
1915 年 12 月 25 日，云南宣布独立，通电全国讨袁，组建 “护国军” 出兵黔、川及两广，引发各省相继独立，最终迫使袁世凯倒台身亡。然而，梁启超等人在南京演说时，竟抹杀云南首义的功绩，声称 “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周钟岳义愤填膺，撰写《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以确凿证据驳斥梁启超等人的不实言论，指出 “护国之役，吾滇军政各界及全省人民皆与有力，使非吾滇人这慷慨好义，则唐公一人亦不能成功”，还原了云南在护国运动中的关键作用 。
1917 年，张勋复辟，周钟岳积极倡导唐继尧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随后滇黔靖国联军成立，他任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当时，代总统冯国璋发电胁迫唐继尧息兵，周钟岳代拟复电，严正强调 “惟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并表明 “若执政者必欲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西南各省人民宁葬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不能苟活于淫威之下”，警告冯国璋 “安危利害，只在当局一转移间而已”，最终迫使冯国璋倾向主和 。
1918 年，川中民军将领石青阳、颜德基等人多次致电云南，请求支持驱逐熊克武。唐继尧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周钟岳坚决反对用兵，提出 “宜以联军司令名义劝告川军，以川军连年苦于兵战，不堪再扰；滇军宜划江而守，可以保存实力，免陷漩涡” 的理性主张。然而，郭同却极力怂恿唐继尧支持石、颜倒熊，周钟岳怒不可遏，斥责道：“你是什么东西…… 我们云南护国护法，连年用兵，一枪一卒，都是云南人民的膏血。你们这些空谈主战之辈，还有良心体恤我省人民的痛苦吗？” 甚至起身欲殴打郭同，经唐继尧劝阻才作罢，随后他拂袖而出，以决绝态度反对无谓的战乱，彰显出以民为本的政治立场 。
1919 年，周钟岳代理云南省长，主持滇政期间，他希望整顿内政，缓解民众困苦。但当时大局未定，政变频发，地方武人专权，各项举措处处受限，他虽尽力却一筹莫展，多次请辞未获批准，心中满是遗憾。1921 年 4 月 4 日，军政府正式任命他为云南省长，他仍坚持推辞，于 4 月 20 日按期解职，一个多月后返回剑川故里 。
1927 年，云南发生 “二六” 政变，唐继尧倒台，周钟岳被选为省政府九委员之一。他竭力主张平息兵祸，顺应时代潮流，调解各方矛盾，同时提议云南自动加入国民政府，谋求国家统一，并提出 “精兵简政，统一指挥，共同保卫国家” 的施政方向。但当时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等人争权夺利，局势混乱，周钟岳挺身而出呼吁停战，虽暂时阻止了城内作战，却无法遏制整体战祸蔓延。眼看省政府难以正常开展工作，他心灰意冷，选择离开云南游历，从此不再涉足政事 。
潜心修志与文化贡献
1931 年，云南通志馆成立，周钟岳被推举为馆长。重新整理云南地方通志是全省民众瞩目的大事，承载着传承地方文化、梳理历史脉络的重要使命。周钟岳对此极为重视，悉心规划编纂事宜，投入大量精力推动工作开展。
民国二十八年（1939），周钟岳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即便政务繁忙，他仍时常过问通志馆事务，为《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与出版提供指导与支持。经过多年努力，这部涵盖 266 卷的鸿篇巨著最终完成。该书广泛搜集文献史料，考证史实，汇集云南历朝 17 次修撰的旧志，整合为一部完整典籍，并补充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历史记载；对于民国成立后的事迹，则单独编撰《长编》记录。《新纂云南通志》详尽收录了云南有史以来的文物、历史、地理、风俗等各类信息，“巨细靡遗”，堪称一部系统完整的云南地方通史，为后世研究云南历史文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遗产 。
抗战岁月与晚年坚守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钟岳的才干与威望受到国民党中央重视，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府委员、副院长及资政等职。在动荡的时局中，他秉持“方圆并用” 的处事原则，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坚决反对内部摩擦，积极弥合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阂，为凝聚全国抗战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当蒋介石违背民意发动内战时，周钟岳深知局势已难以挽回，不愿卷入内战漩涡，选择“激流勇退”，坚守政治气节，保持晚节。1949 年 11 月，国民政府总统李宗仁抵达昆明，卢汉委托周钟岳主持欢迎大会。周钟岳与李根源积极配合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借机向李宗仁提出释放 “九九” 整肃中被捕人员的请求。李宗仁当场批示 “交卢主席酌情处理”，随后卢汉分批释放了被捕的 400 余名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工人与学生，周钟岳以智慧与担当，挽救了众多爱国人士的生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钟岳坚定地站到人民行列，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委员、云南文史馆馆员，继续为地方文化事业贡献力量。1955 年，周钟岳临终前，特意嘱咐家人将自己收藏的数万卷私人图书分别捐赠给云南大学与云南省图书馆，希望这些书籍能发挥更大的文化价值。他还留下遗言：“吾所冀者，中国从兹统一，日进光明，世界共保和平，永息战祸而已！” 短短数语，饱含着他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与世界和平的深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