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南诏、大理政权利用佛教进行自我神话，加强统治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大理时期还形成了成熟的“在家僧制”即僧侣贵族世家制度。在家僧制合法性来源于南诏王子出家的传说，相传天竺的观音大士来南诏传法，王子等数千贵族子弟都要求出家为僧，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继承上的恐慌，于是国王下令“仿乾竺婆罗僧，求佛而在家者也”，设立“在家僧制”（《故正直恭谦和尚墓碑铭并叙》）。
贵族子弟一旦成为在家僧，不但继承原有的世袭勋爵，而且也因修持密法而成为宗教领袖和仪式专家。政治与宗教身份的合一，成为云南洱海地区统治精英的最大特色。大理国的国师分为三等，分别为无为寺僧、崇圣寺僧、罗荃寺僧。佛寺是兼具宗教、军事和教育的重镇。无为寺是各项习武考核之所，崇圣寺是臣民入学之所，罗荃寺是由阿闍黎戒师主持各项重要法事活动之所，并调节民间日常各种纠纷。贵族弟子在七岁时便要在崇圣寺学习诸经，听僧官讲课，学习汉文和梵文，表现优异者才会受到重用。
大理国的“师僧”可以娶妻生子，精通释儒是大理开科取士的要求，“师僧有妻子，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可见精通释儒的师僧，是大理白族的统治精英。元代灭大理后，世袭佛教统治精英阶层尚未受到根本性冲击，至明朝严格僧侣度牒制度，要求僧侣独身造成云南原有少数民族佛教世袭家族崩溃，汉传佛教禅宗亦大规模传入西南地区。原有少数民族世袭贵族转而业儒；部分则变身为民间宗教“阿咤力教”的仪式专家，地位下降。
南诏、大理密教的源头，曾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有持印度（经缅甸）传入说者、有持西藏传入说者、有持汉地（由四川）传入说者。最新的史料和研究，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南诏、大理密教主要受到汉地佛教（华密）的影响。公元八世纪印度密宗传入中国，唐玄宗时一度蓬勃发展，不久后逐渐衰落，也就在八世纪，华密经四川对南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诏大理土著原本有原始巫术信仰，后受到天师道的影响，“从《维摩诘经》及张胜温《梵像卷》上看，他们信密宗，又尊显宗，敬奉观世音，亦礼禅宗六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高僧异人，使我们不悉其所奉何教，总之，可云集宗教复杂之大成。”密教最终在南诏大理取得优势地位，与其易于与云南土著固有原始宗教信仰想通，有一定的关系。而南诏大理密教的源头为“华密”，亦可见汉族文化对周边兄弟民族影响之深远。佛教对于汉人，本为外来宗教，中国化或华化后的佛教再度辐射周边民族，以往的学术研究并未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与南诏大理的情况类似，当时西藏吐蕃佛教也应受到汉地佛教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但现在只保留了8世纪末期汉地禅僧摩诃衍应吐蕃赞普的邀请由敦煌进入西藏地区传布禅宗的传说。
南诏大理密教虽然主要以“华密”为源头，但南诏大理佛教的发展却迥异于汉地佛教。在汉地，儒家思想、宋明理学一直保持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汉地佛教只能以“出世”的姿态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补充。而南诏、大理政权，都力图通过佛教密教来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地位，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佛教职业僧侣与王朝统治阶层也紧密结合为“在家僧制”下的兼通儒释的师僧。这种独特的师僧制度，对于我们在更广泛的视域内探讨佛教的各种实践形态，政教关系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