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伴随着民族平等政策的推行和各少数民族地位的日益提高，少数民族创造、传承和享有的文学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不断推进的同时，更好地审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也成为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路径和特色的学理审视成为必然需要。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与汉族文学相对应的概念被提出来，它包含和具备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殊性看来已是题中之义。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有与汉族文学不同的特殊性，但是少数民族文学本身也是有内部差异的，包含着55个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学实践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本身也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异质性。对此的认识，只能首先仰赖于对单一族别文学的细致考量，在此基础上再总体审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本文选取西南地区人口较多、分布较广、历史较悠久、文学较丰富的白族来探讨其文学的特性。白族文学包含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大部分，但相对于文字书写的文学而言，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拥有更为久远的传统，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范畴。
白族民间文学首先属于文学的范畴，自然具有文学的共性。同时，白族民间文学又是白族民众创造出来的属于白族这个群体的文学，它与白族文化、白族社会、白族历史、白族民众的生活紧密关联，必然又打上白族烙印，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
一、白族民间文学的特质
张文勋主编的《白族文学史》中将白族文学的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内容上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社会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等；其二，形式上丰富多彩，主要的文学体裁俱全且每一体裁中又有许多类别，每一种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三，在发展过程中既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文化的因素，又给其他民族以影响；其四，解放后的白族文学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并未消失[1]。这里的归纳，主要也是从民间文学角度出发的，至于内容上的民族性、形式上的丰富性等特点则亦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并非白族民间文学不可替代的指征。
还有学者曾就白族文化的特质作出阐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成为我们讨论白族民间文学特质的参照。段炳昌指出南诏大理国具有土巫释儒道融汇化合为一体的文化趋向和多元复合性文化特质[2]154。这里所论虽是针对南诏大理国文化，但笔者认为，南诏大理国文化为整个白族文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在很多方面甚至影响并规约着白族文化后来的发展路径，所以南诏大理国文化的特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是白族文化的特质。杨政业论及大理宗教文化时谈到了类似的观点：“自从唐宋以来，大理地区区域文化是一种多元、混融复合型文化。”[3]
笔者认为，多元混融也是白族民间文学最核心的一个特质，该特质是白族民间文学诸多特点中最突出的方面。这里的多元与混融并非平行并列的关系，多元是基础，混融是此基础上的整合表现。应该说很多民族的文学都具有多元丰富的特点，但多元并不一定带来混融。而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显得尤为突出，它不仅体现于形式和表层，更是从内层发散出来的一种特质，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性也并非只是拼盘或杂烩，而是多元叠加、有机整合后形成的复合性、整体性特征。
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一方面源于自身。白族是在融汇、吸纳不同的族群因子和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白族民间文学在长期发展、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样的、具备不同阶段特点的文学形式，因而白族民间文学这个整体本身就是丰富元素的总和。另一方面，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则与白族文化处于多元文化交汇地带故而白族文学能够长期与外部文学进行交流不无关系。在历史上，白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很早就拉开了交流的序幕，白族民间文学深受汉文学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地缘、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对印度佛教的接受以及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外向辐射力又使得白族民间文学与印度文学、东南亚文学之间发生了丝丝缕缕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同样是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形成的重要原因。白族文化吸收的外来文化很多，但最终又能够被白族文化系统整合，故而呈现为既多元又混融之面貌。在白族民间文学的自身发展和外向交流中，不同的文学形式和文化因子之间不是线性代替关系，也不是互相割裂地发展，而是在丰富积累叠加基础上达成的有机整体。
有的少数民族其文学自身的发育和发展程度不太充分，文学的自身混融性和一体性也比较突出，但此种混融是单一基质上建立的混融，与白族民间文学多元丰富积累甚至发展分化成熟基础上的再次贯通整合的混融有所不同。
二、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之体现
多元混融作为白族民间文学的核心特质，是白族民间文学由内而外、从局部到整体所散发出来的突出特点，因而不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均有充分的表现。
(一)文类体裁丰富多样
从神话、史诗、叙事长诗、故事、传说到歌谣、谚语、谜语、俗语、戏曲、曲艺，每一种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在白族文学中都能找到，并且几乎每一种体裁都形成了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汇聚成了白族民间文学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体裁文类的丰富多样本身就是白族民间文学高度发达的体现和证明。
这些文类和体裁之间虽有区分，但也体现出明显的混融性特征。以创世史诗为例，从内容上说，其与神话有混融，都是对开天辟地等民族宏大叙事的关注，从形式上而言，歌舞乐相混融，将多元因素汇聚一体。比如流传于洱源西山地区的《创世纪》，以“打歌体”为表现形式，其形式融诗、乐、舞为一体，与白族民众的民俗生活高度互融，充分体现了多元混融的特点。
此外，白族民间文学中丰富多元的文类体裁的产生，大多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整合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混融。白族戏曲曲艺吹吹腔、大本曲都是在外来移民携入的“弋阳腔”基础上融入白族民间原有歌舞艺术、叙事传统而形成的。
再者，在白族民间文学中，神话的光怪陆离、史诗的壮丽宏大、歌谣的通俗真挚都离不开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塑造。白族民间文学中的每一种体裁在依循着属于该种体裁的艺术手法的同时，又加入了本民族的独特创造，既具备体裁共性又被打上了白族烙印。以民歌为例，传统歌谣中常见的赋、比、兴等手法在白族民间歌谣中运用广泛，与此同时，月亮、花、蜜蜂等意象的存在为白族民歌抹上了独特的民族色彩，反意歌、一字歌、串枝连等独特的表现形式充分体现了白族民歌特殊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这两方面的因素，又使得白族民间文学身上多元混融的特质更加明显。
(二)文学文本互文印证
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4]。从互文性理论出发，文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它文本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反而言之，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种种影响亦会在文本中留下痕迹和烙印。综观白族民间文学本身，此种文本间性亦即互文性体现得十分突出，这又恰恰印证了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特征。
白族民间文学中有大量文献文本与口述文本的互文实例。南诏以来在白族民间流传着一种增、减、重新组合汉字笔画和偏旁部首的古白文，一般与汉文夹杂使用，但流传范围较窄。所以白族文化除了以口传为主外，主要靠汉文书写典籍记录。加上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覆灭后白族文化典籍曾遭大规模焚毁，所以白族的传统文献典籍不多见。但即便如此，白族文化包括文学的部分材料却得以在一些汉文典籍中记录下来。这些文献记载的文学文本又与民间口述文本共同流传，形成密切的互文性关联。《九隆神话》《火烧松明楼》《望夫云》等均是典型例证。晋常璩《华阳国志》及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都记载了九隆神话。徐嘉瑞认为：“又九隆神话，当以南中志及后汉书为正，此外皆后人伪托。”[5]九隆神话在白族民间也以口述的形式在传承，妇人捕鱼水中、触木而孕、产子十人、沉木化龙、龙舐幼子、九隆为王、十子娶妻等主要母题在文献记载和口述文本中基本一致，体现了高度“互文”的特性。除《九隆神话》外，民间还存在《九龙圣母》《龙母神话》等变体，同样具备感龙而生等核心母题，可以被统摄到“互文”网状系统中的文本十分丰富，充分说明了该神话的深厚生命力。对《火烧松明楼》传说的记载，可见于《白古通记》《南诏野史》《滇载记》和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等地方文献。诸种文献中记载详略不一，但南诏欲吞并五诏、建松明楼、焚死各诏等情节是一致的。除了地方史志，民间还流传着《火烧松明楼》的诸多口述异文，其主要情节与《白古通记》等所载亦大体一致。《望夫云》传说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颇大，其文献记载主要见于《大理府志》《大理县志稿》等地方文献，这些地方文献的来源依据当也是民间流传文本，所以在文献和口传文本间同样只存在细节的差异，互文性十分突出。
白族民间文学中还存在不少口述文本与仪式文本的互文实例。剑川一带正月十五有专门纪念青姑娘的姑娘节。当地的白族妇女会凑钱买好所需物品，请人扎一个青姑娘人偶，打扮成白族妇女的样子，到村中场坝祭奠，大家抬着青姑娘在村中巷道游行，边走边跳边唱，叙述青姑娘悲惨的身世。这一仪式对应的就是民间长诗《青姑娘》，长诗叙述了一个善良、勤劳的白族姑娘从小给人做童养媳，受尽折磨最终无奈跳进海尾河自尽的故事。此种互文性亦存在于前述《火烧松明楼》传说中，白族民众将传说的起源附会于火把节，火把节仪式中竖火把、点火把、染指甲等习俗均是对传说内容的印证，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大本曲的演唱也体现了仪式与演述文本之间的互文。白族民间流传着“在家莫唱梁山伯，出门莫唱陈世美”的俗语，强调的就是演述场合与演述文本的契合问题。所以，七月祭祖时节，常唱《傅罗白寻母》《三下阴曹》《黄氏女对金刚经》等与鬼魂、地府有关的曲目；上梁、新居落成仪式上，多唱《蔡状元修洛阳桥》等曲目；家中结婚、办喜事，要唱大团圆结局的曲目。七月半唱《傅罗白寻母》，艺人演述目连救母故事的过程，也是对文本“上穷碧落下黄泉”感人事迹的仪式性重现。
(三)多种类型互融并存
在白族的神话、故事等文类中，不仅有着丰富的基本类型而且每一类型下面还常常存在多种亚型，这同样是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的表征。以创世神话为例，一方面，其关注人类早期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反映白族先民对宇宙、世界万物以及自身的探索和思考，对外界和自我的认知，具有所有创世神话、史诗共有的宏大叙事特征，另一方面，白族的神话史诗在具体的叙述中又体现了先民对创世问题的多元化思考，创世神话不同亚型混融交织。白族创世神话的典型文本有《开天辟地》《创世纪》《人类和万物的起源》等。《开天辟地》叙述盘古变成天，盘生变成地，天地修成后，盘古盘生死去，盘古死时身体变成了世界万物[6]13。《创世纪》中说到盘古盘生变成天地后，又化身为“木十伟”，木十伟的身体变成了万物。《人类和万物的起源》讲述，远古时代天地相连混沌不分，两个太阳在天上互相碰撞，导致天地分开，小太阳坠落海中时海心冒出的石柱顶天撑地[6]1。如果说《开天辟地》和《创世纪》是化生型创世神话的代表，那么《人类和万物的起源》则反映了白族民众另外一套创世体系观，在两个太阳相互碰撞导致天地分离的叙述中，蕴含着先民关于天地万物在物质本原和运动、变化中生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
在人类起源神话和洪水后人类再殖神话中，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同样得以充分体现，有些文本自身就兼涉了不同亚型。《东瓜佬和西瓜佬》中，还没有人类的时候，东山上结的紫瓜中走出一个小伙，西山上结的白瓜中走出一个姑娘，二人结为夫妻繁衍了剑川坝子中的人。所以，现在剑川白语中还用“东瓜佬”代表“爹”[7]。这里的冬瓜与葫芦具有同类属性，故该文本也可被视为是葫芦型人类起源神话。《人类和万物的起源》中，最初的混沌世界里，两个太阳相互碰撞，落入海中的太阳被大金龙吞入肚中，又变成肉团从龙腮迸出，炸开撞碎的肉团变成万物，肉核变成了一个女人劳泰和一个男人劳谷，劳泰和劳谷结成夫妻，繁衍人类。这可视为人类起源神话中的天父地母亚型。除了人类的初次起源，白族民间文学中人类再殖母题也形成了兄妹婚再殖人类亚型、人间孑遗男子与天女婚配亚型等不同亚型，同样体现了多元混融的特征。《创世纪》《开天辟地》《鹤拓》《兄妹成亲和百家姓的由来》《伏羲和娃妹》《点血造人》《人种与粮种》中都有洪水后兄妹结婚再殖人类的情节，体现了对人类起源于男女两性相结合的懵懂认知。《氏族来源的传说》《虎氏族的来历》中，有兄妹结婚生下的女儿嫁给熊、虎等动物繁衍人类的情节，是兄妹婚和人与动物结合繁衍人类相粘连的亚型。笔者在剑川石龙村收集的《桥生与龙女》《龙王三公主》故事文本，则是作为洪水遗民的人间男子与身份特殊的异类女子婚配后完成再殖人类的使命。
白族龙故事中多种亚型的存在亦体现了此种多元混融之特质。笔者曾将白族的龙故事分为五种类型：善龙，龙帮助人克服困难或为民除害；龙作恶，治恶龙；人与龙成为朋友；人与龙相恋或结为夫妻；感应生龙，人变成龙，人死后封为龙王[8]。在每一类型下面还可看到多种亚型的并存交叉，如人龙婚配下面就还有龙女报恩、乐人与龙女、龙娶凡女等亚型。此外，大黑天神故事下面包含了吞瘟疫亚型、斗恶蟒亚型、本主亚型。蛇郎故事除了典型的433D型之外还兼具433F氏族始祖型。
(四)多元观念交织共生
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是多样、混融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反映和多元混融观念的体现。在这个文字和语言构筑的世界里，交织着白族民众的观念、意识、思考和心声，其间或许有着矛盾、碰撞，但最终又达成了更高层面上的混融和整合。
白族民众具有多元混融的信仰观念，这在白族民间文学中有着最集中的体现和反映。解析白族民间文学的文本，可发现其中有白族原生信仰和本土崇拜的内容，有佛教的影响，有道教的痕迹，有儒家的意识，有的文本更夹杂了前述几种信仰崇拜。而这样的状况，完全与白族民众现实的信仰图景相呼应。白族民间不同宗教体系神祇和平共处的景象随处可见。如剑川石钟山石窟中，南诏王本主造像、诸种佛教造像和代表本土原初崇拜的女性生殖器造像便同堂共处。白族民众或许分不清自己信奉的到底是何方神圣，也无意去做这样的区分，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护佑自己就可以去崇奉。正因为白族民众信仰观念的开放、多元映射到了文学中，故文本中又处处体现出此种多元信仰之态势。
大黑天神故事就体现了佛教信仰与本主崇拜的融合。大黑天神本是印度教湿婆神的化身，后被佛教密宗吸收。大理地区的大黑天神不仅作为密教的护法神，而且被纳入了本主信仰的系统中。“大黑天神作为本主供奉的年代较久，至迟在大理国(宋代)时期已经盛行”[9]。如此早就进入到白族本主信仰的体系，说明大黑天神这一外来神祇已经完全被白族民众所认可。大理的湾桥、石龙等地均供奉大黑天神为本主，也都流传着相似的大黑天神本主传说。
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倾向在白族文化中有明显表现，在白族民间文学中也留下了痕迹。白族大本曲、本子曲中都有关于目连救母故事的曲目，故事中既有对表现目连之孝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抒发，也有对佛教因果报应、业报轮回观的描述，而目连用锡杖打开地狱之门救拔母亲及亡魂的情节与道士超度亡魂仪式和破地狱科仪很有关联，曲本中还有“我妈她拜观音经，爹拜天地水三官”之语。
三、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的成因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白族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白族民众移植到了文学的世界里。白族文化的多元混融自然也进入到白族民间文学的领域，成为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的基础和源泉。
(一)自身发展历程中的层累叠加
关于白族族源的探讨，是百年来学界争论较大的话题。学者曾提出过“土著说、傣族说、氐羌族说、濮族说、多种族的融合说等”[10]。方国瑜认为白族是多种民族的融合体，其主体是南诏建国以前住在洱海南部的“白蛮”，而“白蛮”是从四川经“僰道”迁入大理的[11]。马曜提出“异源同流说”，认为白族的先民是很早就生息于云南洱海一带的族群，以之为基础，又融汇了其他很多群体。尽管学者对于白族先民主体的构成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就是都认为白族是多族群融汇而成的民族共同体。族源底层的融汇奠定了白族文化和文学多元混融的基点。
白族民间文学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各自突出的特征，同时又汇聚为一个整体。南诏以前的白族民间文学处于孕育初成的时期，神话史诗等重大题材得到人们的关注。南诏大理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大的进步，白族民间文学出现了一个发展繁荣期，翻开了灿烂华彩的一页，在《火烧松明楼》《望夫云》《辘角庄》等作品中可窥见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望夫云》《观音伏罗刹》《段赤城》《大黑天神》等作品中则让我们感受到了悲剧式的崇高。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白族民间文学进入了成熟转型期，民歌、民间长诗、大本曲等很多内容、体式达到了成熟的顶峰，比如依托于“山花体”的白族民歌在此阶段有了长足发展，达到了鼎盛状态。白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和抒情长诗同样在元明清以后发展成熟、圆融，大量优秀长诗的涌现是这个阶段白族文学发展中最夺目的景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白族民间文学在承继创新的双重路径中实现新的发展。总之，每一个阶段的白族民间文学在一脉相承的同时体现出各自的特色，这本身就是多元混融特性的一种表现。
白族文学中还形成了独特的由文人知识分子智识阶层书写的文学形态，南诏大理国时期以南诏王、高级官员和释儒组成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诗歌、散文方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明清以来，文人知识分子更是大量涌现，很多人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同样是白族文学自身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文人书面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还产生了相互影响，此种互动于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的形成亦有独特贡献。
(二)外向互动交流中的融汇整合
大理地区处于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等文化圈的交汇地带，白族文化在长期的开放态势中形成了兼收并蓄之特点。白族民间文学吸收汉族文学、印度文学、东南亚文学的因子并与自身传统整合的例证也不乏见。
汉族文学对白族民间文学的影响渗透于文学体裁、形式、内容、观念诸多方面。白族创世神话中盘古盘生兄弟开天辟地、化生万物的情节，与汉族地区流传的盘古神话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火烧松明楼》传说对慈善死节事迹的渲染符合汉文化宣扬的纲常大义，也与明代以来汉文化大规模涌入的背景不无关联，柏洁夫人为从松明楼灰烬中刨出丈夫尸体而双手鲜血淋漓的惨状与汉族孟姜女故事中孟姜女徒手将丈夫的尸骨从长城下挖出因而染满鲜血的情形高度相似。段赤城等义士杀蟒型故事，受到了汉族道教仙话的强烈影响。白族地区的梁祝故事、琵琶记、黄氏女对经故事都源自汉族地区。
印度文学对白族民间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伴随着佛教和佛典文学传播而完成的。这在观音故事、大黑天神故事、目连救母故事、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故事中均有明显表现。南诏以来天竺僧人不断入滇传教，他们常常宣称自己是观音或者观音的化身。所以在大理的观音故事中，观音常以梵僧的形象出现。《观音伏罗刹》故事中梵僧“袈裟一披”的核心母题首见于佛经，具有印度渊源。大黑天神故事中吞瘟疫拯救人类而导致自身中毒变黑的核心情节，与印度民间讲述的湿婆吞下搅乳海产生的剧毒导致“青项”之情节从本质上并无区别，白族大黑天神吞瘟疫故事正是印度同类故事传入的结果。目连故事中目连之原型亦源出于印度佛典。
白族民间文学中的洪水及兄妹婚神话、葫芦神话等与东南亚各国同类神话有着高度的交叉复合。白族中流传的南诏盟石传说可能是受到越南试剑石型传说的影响而形成。
白族民间文学中的一些形式、文本还体现出多种外来文化综合影响的痕迹。丰富多彩的白族龙故事中，就既有白族传统蛇崇拜和水神信仰的因子，又有汉族龙文化渗透的痕迹，还深受印度佛典文学之影响，是丰富复杂的综合体，充分体现了多元混融的特征。目连救母故事除受印度佛典文学影响外，也不乏移植自汉地的成分。观音故事体现了印度佛教文化、汉文化、本土文化的有机交融。《南诏图传》《白国因由》等所载的观音七化、观音伏罗刹故事反映了印度佛教及佛经文学对白族民间故事的影响。汉地元代以后出现的观音是妙庄王三女的说法在白族地区同样也有流传，白族大本曲中还有《三公主修行》之曲本，所述内容不脱汉地观音修行故事的窠臼。同时，白族的观音故事中还有很多本土化、民族化的内容，很多也被纳入了本主故事的讲述系统。在白族民众的口头传统中，观音为了拯救大理人民而有负石阻兵的壮举，三月街的创造也与观音有关，观音救苦救难的神格与白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联系，观音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勤劳善良的白族妇女的化身，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佛。李星华说：“白族的观音具有白族劳动人民的性格、形象。”[12]赵橹认为，负石阻兵、五十石等故事原本早已存在于白族民间，胡蔚本《南诏野史》以及雍正《云南通志》等书中均记载了老妇负石吓退敌兵的记载，密教徒将老妇改造和置换成了观音。五十石的神话原本是传播生产劳作经验，却被密教徒将观音植入其间，宣扬观音的功德[13]。在观音故事中，印度来源、汉地影响和本土因子并存互融最终形成了白族观音故事的独特面貌。由于白族文化的多向交流和兼收并蓄，使得白族民间文学中充满了原初、本土文化因子和后起、外来文化要素的融汇。仍以创世神话为例，《创世纪》中有一细节，盘古盘生制服了龙王，龙王的头被砍，变成了彩虹。这一细节，既体现了白族先民对于自身的认识和人类力量的肯定，也表现了白族初民浪漫和富于想象的思维特点。盘古盘生降服龙王，这象征着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征服，是对人的力量的肯定。龙王变彩虹，印证了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符合初民思维中类比、互渗的特点，龙的形体与彩虹有几分相似，再加上初民心目中万事万物是可以互相转化、变形的，便有了这样充满想象的叙述。《创世纪》《开天辟地》里，还说到在人类再殖的过程中，得到诸多动物的帮助，这也体现了白族早期先民与动物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对动物的深厚情感。这些是白族民间文学中较为原初的文化因子。在白族的创世神话中，也有不少后起、外来的文化因子。比如观音在创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为南诏以来白族接受佛教文化后的一种变异表现。《创世纪》《开天辟地》中，都在盘古盘生开天辟地的壮举中，嵌入了观音留下人种于葫芦的情节。《开天辟地》里盘古死的时候身体变成世界万物，观音的手指到哪里，他就变到哪里。在洪水后，也是观音运筹帷幄，特意在金鼓中留下了赵玉配和邰三妹两兄妹。在观音的指示下，两兄妹经占卜和神示后结为夫妻，繁衍后代[6]13。观音不仅是盘古创世的指引者，也是人类再殖的安排者，反映了伴随佛教的进入和兴盛而形成的观音崇信现象。四、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对边疆民族文学发展机制的启示
白族民间文学在源自传统和外向交流的双重路径中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形成鲜明的多元混融之特质，这是一种特例抑或隐藏着某些共性?笔者认为，白族民间文学的发展或许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绝非个例，她代表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展中的一种类型，而其发展路径也能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其一，边疆不等于边缘，边缘亦非绝对化的概念。
在华夏正统的中原语境中，边疆是边缘的象征。以历朝历代的中原视野为基点，中国的西南边疆无疑是最边缘、最遥远的化外之地。“从文化圈的理论看，滇文化处于汉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交汇的边缘；从政治格局看，云南两千多年来都位居中原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2]5。在以汉族为中心的文化观中，少数民族长期与野蛮、落后等评判相联系。在文学的语境中，同样如此。所以当我们着力于书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这种以中国(历朝)为名的‘国别文学史’书写虽然也因人而异，但在总体上则突出着一些相近的特点，比如‘文学国家化’与‘汉语中心观’，以及‘万世一系’和‘华夏正中’的历史表述等等”[14]。也就当然不可避免“仅只关注和描述作为中原主体民族——汉族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往往或有意或无意地，放逐了对其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文学存在的关注和描述”[15]。
白族文学属于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边疆、少数民族是首先附加于白族文学的两大特征。从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观和华夏一点四方格局来审视，白族文学的边疆、少数民族两大特征更易让人们将之与边缘、后进等评价联系在一起。因为在长期的汉文化语境中，如此将边疆、少数民族与边缘、落后的并置绝非偶然。这样的定位，不仅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缺失了少数民族文学应有的位置，而且也让很多少数民族在主动靠拢和被动同化中丧失了自我。此种状况，从长远而言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事实上，从对白族民间文学的全面梳理中，可知边疆、民族特征并不意味着必然要与边缘、后进划等号。相反，我们在白族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边疆却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之地，中原汉文化乃至于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在此碰撞、交汇。白族民间文学与外部文学之间存在多元、多向的交流互动，既有与汉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也有跨越国界、基于区域文化或宗教、政治等特殊原因的外向交流。白族民间文学在多元交汇中得以更加壮大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数民族不再是一个与野蛮、落后划等号的名词，而是代表着自身特殊发展传统的一种身份标识。这样的视角和定位，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传承发展和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其二，文化的交流、融汇和整合能力是民族文学获得发展生命力的重要机制。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中发展，相反，文化系统需要在内部发展和外部交换中完成文化的演进。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的形成，与白族文化的开放性有很大关系。值得深思的是，白族文化的开放、兼收并蓄并没有使她丧失自我，而是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将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有机融汇、整合，保持并进一步凸显了传统的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与民族性和特色性的相辅相承、互相影响，构成了白族地区民族文化发展机制的主脉络”[16]。正因为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外来文化甚至主动去汲取外部文化的营养，将之化为我用，所以白族民间文学能够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丰富和充实自己，形成多元混融的特点。白族民间文学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达到了发展的灿烂华章，而此时期，恰恰也是白族文化与外部文化交流异常频繁和深入的时期。强盛国力奠定了深厚的文化自信，在开放的态势中，文化融汇更加突出。开放和交流并没有冲垮白族民间文学的大厦，也没有淹没白族民间文学的特点，反而使其不断发展、独具异彩。这对边疆民族文学的发展是极富启示价值的。尽管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之多，边疆少数民族也不在少数，也并不是所有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都与白族一样，但是白族民间文学代表了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种类型、一种可能性。白族民间文学在对自我传统的承袭和与外部文化的交流这两个向度之间建立起来的开放性与民族性协调平衡的发展机制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不应该固步自封，也不可能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中，在发展的过程中，应立足于自我的文化根基和底蕴，提高融汇、整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以期更自信地参与交流。文化的自身发展和相互交流汲取奠定了多元态势，而混融便是多元基础上的更高需要，是核心文化符号、标志被不断塑造出来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更高的层面整合区域中的文化，让文化在保有多元特色的同时朝向共同标准，这样的汇融和整合是对多元的凝聚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