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古文字：老白文

白族历史上没有形成较为完备规范的文字。从相关的历史文献，如《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铜钟六天王铸像旁铭文、石钟寺石雕佛像旁的款识刻字、《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以及南诏、大理国的其他文献资料看，上面使用的文字都是汉文。可见南诏、大理国等以白族为主体民族的地方政权的官方文字是汉文。但在白族民间，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以及上层统治者中间，也早就出现了利用汉字字音、字意、字形或在汉字基础上自造新字的方法来书写白语，这种符号系统就是老白文。

老白文是在长期的汉白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从保存下来的白文文献看，白文在南诏中后期（公元九到十世纪）就已有使用。当时人们已开始通过增减汉字笔画或仿照汉字造字法重新造字的方法来书写白语。这种新造的字，历史上叫做“新奇字”，白族民间则称之为“白字”。自造字的出现，标志着白文形成了自己的制字方法和读写规律，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白族民间常把白文称为“汉字白读”或“汉字白音”，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白文已经是一种由假借汉字（包括音读字，训读字、借词字、借形字）和自造字（包括形声字、音意合体字、意义合体字、变体字、省略字、加形字）等多种书写符号构成的有内在读写规律的符号体系，是独立于汉文的专门用于书写白语的民族文字。

老白文形成以后，一直在白族民间使用。由于自身的局限，加上历代统治阶级都以汉文为官方文字，对白文不予重视，未对其进行规范、推广的工作，因此，白文一直没有能发展成为成熟、规范、通用的民族文字。明代以来，大量白文文献遭到焚毁，白文的发展受到很大打击。但白文还是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在今天的白族民间，白文仍在流传使用，起到了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

主要的白文文献有以下一些：

南诏字瓦。南诏字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多出土于南诏的建筑遗址中。这些残瓦上刻有各类符号，既有特殊的记号，也有汉字和由汉字增减笔画造成的文字符号。后两类一般认为即是当时的白文。虽字瓦出土数量较多，但所刻白文符号零散不成系统，难以释读。

南诏大理国写本佛经。1956年，费孝 通等先生在大理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两批佛经共三千多册。其中，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共20卷。这20卷佛经中夹杂着白文，有的在汉文经卷右侧有白文旁注，卷尾有白文注疏。这批经卷年代较早，其价值令人瞩目。

白文碑铭。主要有以下数种：大理国《段政兴资发愿文》（12世纪）、明代《邓川石窦香泉段信苴宝碑》（14世纪）、《故善士杨宗墓志》（1453年）、《故善士赵公墓志》（1455年）、《词记山花·咏苍洱境》（1450年）、《故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碑阴《山花一韵》（1481年）、清代《史城芜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妇预为家冢记》后附《白曲一诗》（1703年）等。由于白文书面文献多已失传，这些碑铭更显其珍贵。其中尤以明代著名白族诗人杨黼所作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简称《山花碑》）最为著名，全碑白文书写流畅，艺术性也较高，为白文文献的代表作品。

近现代白文作品。包括白族传统的曲艺形式如大本曲、本子曲的曲本、民歌唱词等，此外还有白文祭文等形式。这类文献近现代一直在民间代代流传，其数量也很可观，如大本曲就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本”之称。这类文献多由民间艺人代代传承，有的也在民间传抄。很多白文曲本成书于民国初期，具有较高的价值。